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2020-03-26 12:34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不论是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由于缺乏历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详细演变过程。现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他统计和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考察最近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出了各年段十大社会阶层的大致比例。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表14中的数据都只是约数。

  如所周知,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从表14来看,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下面,我们根据表14提供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宏观变化轨迹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六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雏形的基本特征。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24.19%、19.79%。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中有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前文表14)。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与镇宁两个县(县级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还需要大大扩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工商业者则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搞挂帅。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上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有176万家,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目前,中国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计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兹以深圳、合肥与汉川为例。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经理人员阶层和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和汉川的相同比例各自为2.84%、0.33%和0.97%、1.03%,分别只占深圳的46.17%、10.17%和15.77%、33.44%(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显然,深圳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和汉川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当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表15),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之所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所有基本构成,这种基本的现代社会阶层格局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表16可以看出,在从1965年到2000年的35年时间内,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的。中国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业结构和职业阶层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取消了对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资不断进入,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劳动就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发展,中国的职业多样性也已得到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具备了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特别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过多,人均国民收入还比较低,市场经济正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些遗存物(如户籍制度、单位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城市化还处在起飞阶段,这些也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较低的现代化水平。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见表17)。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入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在汉川和镇宁,企业主不处于最高位序,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国家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转变为干部,都是很困难的,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篱笆。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活力。

  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聪明以及能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会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开放性的,不受个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和划分阶层的做法和机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多,尽管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是只要通过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农村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然后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也可以去当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工人、个体户甚至企业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据有关调查表明,“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入白领行列”,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

  当然,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难免会有人因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不过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只要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义评判原则逐渐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国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需要。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机制比较认同,甚至已从内心深处表示接受。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和保证。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较多地倾向于不同意“贫富差距大还不如吃大锅饭”的说法(见表18)。

  在合肥,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人仅占14.9%,相应地,倾向于不同意的占了85.1%。 而在汉川,持这两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6.1%与74.9%。当然,不同阶层的态度结构也有所不同,在合肥,企业主阶层已经彻底否弃了大锅饭意识,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其他阶层还有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这几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5.8%、7.4%与9.5%,亦即有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不同意。相对而言,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还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4.8%、18.4%、18.7%与22.3%。在汉川,企业主阶层也是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阶层,另外,经理人员阶层的大锅饭意识也很淡,在这两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分别仅占3.2%和7.6%,而倾向于不同意的人分别占96.8%和92.4%。其他各阶层则都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大锅饭意识还比较浓厚,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32.0%、32.1%和35.1%。

  从上述分析来看,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有点特殊,在两个地方都是大锅饭意识相对较为浓厚的阶层。这可能反映了以下现实:(1)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下岗职工,与以前的职业地位相比,现在有一些失落感;(2)在目前的宏观条件下(比如管制较严、融资环境差等),他们的经营活动比较艰难。但总的说来,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宁愿贫富差距大一些,也不愿意再吃大锅饭。而且,还可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被调查者的大锅饭意识相应较弱。

  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具有活力、结构形态相对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雏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以及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国,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还有很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形成还需要国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导。